[剪報] 台灣「芬蘭化」。

美新銳學者籲華府「棄守台灣」

2010-1-2 【大公網訊】美國學者在《外交》撰文，聲稱台灣正在「芬蘭化」，呼籲華府「棄守台灣」，一石激起千重浪。

該文題為《不太危急的海峽：台灣「芬蘭化」如何有益於美國國家安全》（Not So Dire Straits：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.S. Security），刊於2010年一／二月號的《外交事務》期刊，全文長16頁，作者是波特蘭大學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季禮（Bruce Gilley）。

季禮現年43歲，專研比較政治學和亞洲政治，著述甚勤，近年常在歐美主流媒體發表政治學及評論文章，是新銳的年青政治學者之一。他持牛津經濟學碩士和普林斯頓政治學博士學位，上世紀90年代曾任已停刊的《遠東經濟評論》記者，派駐香港多年。學術著作包括《亞洲比較政治學》、《中國民主的未來》等。

季禮在引言開宗明義指出：「2005年以來，大陸和台灣邁向更緊密的經濟及政治聯繫，‘擁護和解’（pro-detente）的政治家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台灣‘總統’，更加速了此一趨勢。這也為美國帶來了自1979年後，在台海事務上的最大挑戰。」

「在很多方面看來，兩岸關係緩和都符合台灣的利益，但同時也給予北京在台灣擴張影響力的機會。當兩岸愈趨緊密已成為共識，美國一直實施的高度模糊的台海政策就 難免受到質疑。美國現在面臨一個關鍵抉擇：要麼採取軍事現實主義態度，以台灣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工具；要麼遵從開明自由的邏輯，尋求推動兩岸在經濟、社會和政治上達致更緊密聯繫，藉以實現長久的和平。」

該文共分七節，第一節題為《兩段和解期的迷思》，講的是北京1979年發表《告台灣同胞書》開始，至1995年李登輝提出「兩國論」為止的第一段和解期，以及2005年至今仍在發展的第二段和解 期。作者認為，很多跡象都顯示第二段和解期可以持續很久。他說，與30年前相比，兩岸政府對於處理台海事務的取態完全不同，從前的著眼點是軍事衝突，現在 則以安全、互信和減低威脅為主，此外，在經濟事務方面，在全球化下合作加強競爭力也取代了國族保護主義成為主導原則，這在在顯示了兩岸關係的結構性轉變。

第二節題為《由赫爾辛基到台北》，主要是介紹「芬蘭化」（Finlandization）在政治學上的涵義。這個概念源於1948年芬蘭和蘇聯政府達成的協議，即赫爾辛基答應不會參加針對莫斯科的國際聯盟，或作為任何反蘇聯行動的基地，換取蘇聯承認芬蘭的自治及尊重其民主制度。在芬蘭而言，此一協議取得巨大成功，讓該國得以在夾隙中保持和平及實現發展，當時的總統凱古林也贏得了國內的廣泛擁護及西方政壇的讚譽。作者稱，現在的台灣和當時的芬蘭有不少共通之處，包括同樣是小的政治體，而接鄰於一個強大政權，並與後者有著歷史的聯繫，更重要的是，現在的台灣人民和主政者，和當時的芬蘭人及凱古林總統一樣，都是重視以融合實現和平多於採取衝突手段。

第三節題為《手段抑或目標？》，講的是外界對於大陸的台海政策立場，存在著兩種解讀。主流版本指大陸務求與台灣統一，係由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，因此，統一就是終極的政治目標。西方近年流行一種另類版本，稱大陸的立場是建基於地緣政治原則，因為台灣在地理上很有成為外國反華軍事基地的「潛質」，因此對台主權立場絕不容動搖。

在第四節《調解者》中，作者指馬英九尋求兩岸關係「正常化」（normalization）的立場，在島內取得廣泛及愈來愈多的支持，這顯示了對於過往數十年來的軍事對抗立場不再符合台灣現今利益，人民已經有所覺悟。作者進一步認為，台灣的「正常化」立場不僅適用於兩岸關係，更可擴及至全球大勢，為「調和」中美關係發揮作用，正如芬蘭當年在冷戰局面中發揮著調和美蘇的作用。

第五節題為《推銷「芬蘭化」》，作者認為，台灣能否繼續朝「芬蘭化」邁進，視乎馬英九能否將這條道路的好處向民眾推銷，包括可享有更大的國際空間、繼續保持島內的政治自由、避免在經濟上被大陸和東南亞其他國家邊緣化等。

作者在第六節《偏離軌道》中提出他的主要立論：台灣「芬蘭化」有益於美國國家安全。他直言，台灣「芬蘭化」會為美國帶來重大挑戰，因為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，台灣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就有著重要戰略作用，首先是對於共產朝鮮在亞洲擴張的緩充，然後是對共產中國崛起的牽制。因此，保持台灣在美國的「軌道」（orgin）之內，有利於後者繼續積極插手亞洲政治事務，但同時也會激起北京的反抗並加速發展軍事實力，形成中美之間的軍事競賽。作者稱，若台灣實現「芬蘭化」，美國逐漸撒手台海事務，就能打破這個惡性循環，同時大大改善中美關係，有利於美國以至全球的安全。

在最後一節《冷落森姆大叔》中，作者總結指出，自1949年以來，在穩定兩岸局勢方面，美國扮演過重要角色，今天，這個歷史任務差不多走到盡頭，美國應該在戰略和外交上作出調整，以配合台灣走向「芬蘭化」。例如：美國今後在擴大對台官式接觸前，須先咨詢北京政府；要重新制訂與盟國之間的軍事計劃，剔除台灣的參與；在外交上公開支持兩岸和平發展；減少向台灣轉移敏感技術以免泄漏予大陸；最重要的是－－重拾1982年對北京作出的承諾，大幅減少對台軍售。作者最後說，美國撒手台海事務，也意味著對中國領土完整的尊重，有助和緩中美關係，並減速大陸的軍事發展，從而增加中國達致「和平崛起」（peacefully rising）的機會。現在，正是華府作出歷史性轉向的時機。

不管季禮提出的主張是實際可行抑或天馬行空，終究都只是一個年青學者的一家之言，不宜過度詮譯。但此文在台灣引起激烈討論，或許反映了社會各界對於前路的迷惘和不安全感，在這方面，輿論、學界和政界都需擔起責任，儘早為社會指出康莊之路，平息焦慮，台灣才可安穩發展。

中評社香港1月2日

「芬蘭化」對馬政府是嚴厲警訊（黃致達）
2010年01月04日蘋果日報

冷戰時期的芬蘭，面對強鄰蘇聯的威脅，為求自保，對外選擇依順蘇聯利益，不僅軍事上與蘇聯有互助義務，外交上也不與蘇聯敵對國家來往，對內甚至進行自我審查，避免反蘇言論，以委曲來求全，這是小國芬蘭的生存之道；近日，由於媒體的討論，台灣是否正在「芬蘭化」，也成為國內輿論議論的焦點。

過去，「芬蘭化」議題在台灣不是沒有被提起過，但卻從來沒有被主流意見接受過；在政治陣營中，不管藍綠也都否定這條路線。究其原因，當然是台灣和芬蘭雖然同樣面臨強鄰的威脅，但要走「芬蘭化」的對中路線，卻必須先面對三大問題： 第一，是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；對芬蘭而言，蘇聯從未主張芬蘭是蘇聯的一部分，也從未限制芬蘭參與國際組織，芬蘭在外交上的中立化、甚至傾蘇化，完全是為了討好蘇聯的外交策略，不必擔心失去國家的主權；但反觀台灣，中國自始至終都主張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，始終都打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，完全否定台灣的國家地位。因此，走依順強鄰的扈從政策，芬蘭求得了國家生存，但對台灣而言，卻可能永遠失去主權獨立的地位。 第二，是台灣內部民意的對立；由於沒有喪失主權的疑慮，芬蘭政府推動和蘇政策時，基本上仍是外交路線的抉擇，屬可受公眾討論的政策範疇。但對台灣而言，要推動對中的「芬蘭化」路線，不可能是單純的公共政策，還涉及國家認同的深層意識，勢必引起民意嚴重對立。以台灣民主化後攀高的本土認同而言，推動「芬蘭化」路線，將受到極大的民意挑戰。

傾中恐失去美國支持

第三，是國際友邦的質疑；台灣長期以來，在國防及外交上與美、日實為隱性盟邦，在整個區域安全網絡中，是屬於美國東亞權力體系中的一員，一旦台灣推動「芬蘭化」路線，棄美入中，勢必牽動美國東亞安全布局，改變此區域的權力結構，對台灣而言，也等於毀棄長期的國防及外交基礎，淪為單人空手和中國周旋，將沒有回頭的空間。這也是為什麼一直以來台灣社會雖然不乏有討論「芬蘭化」的聲音，但卻也僅止於討論而已，歷屆領導人從來沒有試圖執行這個路線，更遑論「芬蘭化」路線直接挑戰到北京對台政策的核心「一個中國原則」，北京政府根本不會默許，更不會接受。近日美國學者季禮（Bruce Gilley）在權威刊物《外交事務》（Foreign Affairs）以馬政府一年多來的兩岸政策，指稱台灣正在走芬蘭化路線，是過於低估北京對台主權的意圖，也高估馬政府能耐的錯誤理解。但季禮的文章對台灣而言卻是嚴厲的警訊，鮮明地突出了馬政府兩岸政策過度傾中的路線已經走到了臨界點，不僅對內割裂社會，造成民意嚴重對立，對外也侵蝕了與舊有盟邦的信任基礎，如果馬政府不試圖作出修正，求取平衡，一旦季禮的意見被華府主流接納，美國停止對台軍售，將台灣從亞洲盟邦中排除，放手讓台灣「中立化」，失去國際力量支撐的台灣，未來絕不會是「芬蘭化」，最終的結果只有走向「香港化」的命運了。

（作者為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副主任）


台灣是台灣 芬蘭是芬蘭（趙春山）
2010年01月02日蘋果日報

美國學者季禮（Bruce Gilley）在最近一期的《外交事務》期刊撰文指出，馬政府上台後對大陸採取的和解政策，已使台灣一步步走向「芬蘭化」的道路。因此季禮認為，美國必須進行戰略和外交調整，包括在與台灣擴大官方接觸前，應與北京進行磋商，在與盟邦重建一個新的作戰計劃時，把台灣排除在外，及徹底檢討美國的對台軍售政策等。

「芬蘭化」一詞源自於1948年蘇聯與芬蘭締結《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》時，雙方所建構的一個特殊關係。該約規定當德國及其盟友攻擊芬蘭或假道芬蘭攻擊蘇聯時，蘇芬有相互援助的義務；當面對武力攻擊威脅時，蘇聯有權要求芬蘭進行軍事磋商；芬蘭不得組織或參加任何對付蘇聯的軍事同盟，芬蘭的行動必須以發展雙方經濟與合作的友好精神為依據。該約締結時，芬蘭總統帕西基維意識到蘇聯可能藉此控制芬蘭，但認為締約之舉值得一試。 毫無疑問，蘇聯已因蘇芬條約的簽定而獲取鉅大軍事與經濟利益，而西方學界在使用「芬蘭化」一詞時，代表的是：一個國家對內雖具完全權威，但對外決策權力卻相當有限。另有學者將「芬蘭化」視為：「從西方民主制度到共產主義制度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。」

盼整合非衝突手段

季禮認為，台灣和1940年代末期的芬蘭，有許多類似的特點：例如，台灣幅員雖小但對內享有主權；同時，台灣在地理上接近一個強權，並和這個強鄰分享共同的文化和歷史聯繫；除此之外，台灣強力的「獨立感」，也被一種需要與強權重大利益配合的「務實感」所抵銷；更重要的是，台灣的政治領袖和人民，目前都希望透過整合，而非衝突的手段來尋求安全。台灣和芬蘭的處境如季禮所言，或有若干相似之處；但兩岸關係的複雜性，絕對超過當時的蘇芬關係。

台灣目前採取的大陸政策，也和芬蘭當時的對蘇政策有明顯的不同。首先蘇芬邊界長達1269公里，芬蘭面對蘇聯的直接威脅，缺乏戰略縱深，在維護自身的安全方面，沒有多大的選擇空間；兩岸則隔台海遙遙相望，台灣有海峽作為屏障，有防守的能力；其次，芬蘭當時與台灣面臨的地區權力結構不同，芬蘭倒向蘇聯時，美國與北約盟國不表異議；而從冷戰時代開始，美國即把台海安全視為其亞太利益的重要部分，美日安保體制甚至把台海安全視為「周邊有事」的範圍。

第三，芬蘭50年代舉行大選後，強化與蘇聯關係幾乎成為一項全民共識；台灣有自我防衛的強烈意志，維護中華民國是全民最大公約數，在發展對外關係上，大家都希望「走出去」，不會自我設限；第四，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目標是「一國兩制、和平統一」，其處理「台灣問題」的手法和蘇聯當時對芬蘭的政策目標大為不同；最後，馬政府的外交休兵或活路外交概念，並不表示放棄外交上追求獨立自主的立場。我們主張與大陸和解，同時也希望強化與美日等國的實質關係。兩者相輔相成，不是相互排斥。這就是政府為何擔心美牛事件會影響台美關係的主因。

在1995年台海危機爆發，尤其是扁政府採取「兩面作戰」的大陸與外交政策後，美國為了避免捲入麻煩，曾對台提出警告，要求民進黨政府應對其急進政策的代價「概括承受」。因此季禮的說法並不意外，它一方面反映出美國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，必須盡速調整它的中國政策；另方面也希望台灣能扮演催化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角色，進一步參與美國對中共的接觸戰略。在亞洲地區，並非只有台灣採取對大陸的和解政策，美國的其他盟國，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，都致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。因此，我們相信季禮有關台灣走向「芬蘭化」的說法只是一家之言，是否成為美國的主流意見有待觀察。在此之前，台灣內部實在無須妄加論斷，隨意比附。

作者為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長、淡江大學大陸所教授


美國樂見台灣「芬蘭化」嗎（嚴震生）
2010年01月01日蘋果日報

美國深具影響力的《外交事務》（Foreign Affairs）在2010年1╱2月號中，刊登了美國學者季禮（Bruce Gilley）所寫名為《並不危險的海峽》（Not So Dire Strait）的一篇有關兩岸關係和美國的立場作了深入的分析，該文的副標題「芬蘭化的台灣如何以助於美國安全」（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.S. Security）則是在台灣平面媒體引發激烈的討論。由於個人是這個論述的原作者，季禮在文中亦引用了個人1995年在《問題與研究》所發表的「芬蘭化的歷史經驗與兩岸關係發展之比較」的論點，因此必須在此作出回應。

首先，季禮認為目前兩岸關係的和緩或「第二波低盪」，將會迫使美國在希望藉著台灣來制衡崛起的中國之現實主義觀點，及透過兩岸間更緊密的經濟、社會及政治關係以促進長期和平之自由主義觀點間，作一選擇。

和緩雙邊關係作為

其次，根據季禮的說法，所謂的「芬蘭化」就是芬蘭不加入任何聯盟、挑戰蘇聯，或是讓其他國家使用芬蘭、成為挑戰蘇聯國家利益的基地，以換取蘇聯對芬蘭自主和民主制度的維繫。基本上，這是一個和緩雙邊關係的外交作為。台灣處於強鄰中國之旁，面臨對岸極大的軍事威脅，因此在美中逐漸形成的對抗中，台灣若不願意長期處於兩強的夾縫間，最終有可能會走向「芬蘭化」一途，就是與中國進行和解。

再者，本文作者察覺到北京政府對二次政黨輪替後的馬英九政府釋出善意，包括允許台灣有更多的國際空間，及創造有利台灣經濟和社會的兩岸關係等。重新執政的國民黨逐漸和中國大陸發展較為正常的關係，並採取了典型「芬蘭化外交」的政策，如內政部拒絕熱比婭入境的決定，及一向捍衛民主運動的馬英九總統在天安門事件20周年時僅表達「這段歷史傷痛須勇敢面對，不能刻意迴避」的看法。

最後，季禮認為對美國而言，台灣走向「芬蘭化」是天上掉下的禮物，因為美國政府在維護自由和平的國際秩序方面，亟需中國的合作。因此只要台灣的民主政治不會因兩岸關係的改善而被犧牲妥協，美國沒有必要將台灣留在它戰略布局範圍之內，也無須再提供軍售。此外，台灣的「芬蘭化」提供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另一項選擇，讓崛起的中國走向和平，對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亦有正面的貢獻。不過，若是從《自由時報》的幾篇專文來看，季禮博士的論點似乎是被曲解了。首先，從季禮文章的標題為《並不危險的海峽》來看，若說台灣芬蘭化讓美國頭很大，或是「馬政權的暴衝已成為美國痛點」的觀察，基本上違背了季禮原文的意涵。另外有文宣稱「芬蘭未亡國是因在冷戰時期，北約組織不願見蘇聯併吞芬蘭遂其擴張意圖」，及《自由時報》社論的「後來蘇聯出兵芬蘭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得以介入」等說法亦和史實不符，畢竟芬蘭當時並非北約組織的成員，而蘇聯在1948年芬蘭與其簽訂《友好、合作、互助條約》後，從未對芬蘭採取軍事行動，也未曾干涉該國內政，不知這些論點的依據為何？

有「順應默從」意涵

最後，「芬蘭化」在剛出現時，確實是有「順應默從」的負面意涵，但季禮認為它無須是一個「侮蔑」的名稱，並認為代表「芬蘭化」具體實現的凱古林（Urho Kaleva Kekkonen）總統對冷戰的結束，具有建設性的貢獻。個人在15年前首次以芬蘭和蘇聯關係來看兩岸關係時，就希望政府能務實面對與大陸的互動，不但可以避免軍事衝突、保有實質的獨立自主，並且還能繁榮經濟、厚植實力，等中國逐漸走向民主多元後，再走向政治的協商。這個觀點在今天仍然適用，但台灣缺乏芬蘭政府與人民在「芬蘭化」方面的共識，因此若是未來再有政黨輪替，台灣海峽仍有可能成為危險的海域。

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